由于中国在世界分工体系中的特殊地位，使利率变动对宏观需求的影响力在中国发生了逆转。从未来趋势看，由于利率政策将越来越难以达到宏观调控的目的，所以在中国特定历史阶段的宏观调控手段使用中，作用会越来越不明显

宏观调控将要进入一个转轨期。一方面，宏观调控必须坚持，另一方面，我们必须用新的眼光和思维进行宏观调控。为什么宏观调控思维要转轨？因为宏观调控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变化。

高度开放条件与货币政策

1978年，中国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还不到10%，到今年上半年已经超过70%了，中国经济在30年改革开放中，已深深地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之中，这使得我们的宏观调控不可能关起门来进行，而是必须考虑到世界经济对中国的影响，以及中国经济对世界的影响。

宏观调控必须在高度开放条件下转轨，因为直到目前我们似乎还没有真正意识到宏观调控中的许多变量和工具。比如，货币供给量一向是货币当局根据本国经济增长需要安排的，但在新的全球化时代，由于中国取得了巨大的贸易优势，出口增长长期超过进口增长，在2000年以来这种情况特别明显，但也引来了贸易顺差和国际热钱所形成的外储不断增加，从而导致在外汇占款项下基础货币的被动式投放。2003年外汇占款项下所形成的货币投放，第一次与经济增长所需要的货币供给量相等，到去年则已相当于经济增长所需要的货币供给量的3倍了。

从这点来说，中国在享受到全球化带来的好处的同时，货币政策却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独立性，即基础货币的增长不是依据经济增长所需要的数量安排的，而是被动地由外汇流入量所决定的。

央行虽然依据中国经济增长对货币供给的实际需要，频繁使用对冲操作收回多余的货币投放，但由于外汇流入量不可控，对冲操作往往只能滞后于被动的货币投放，由此形成了目前的货币流动性过剩的格局。

加息效果为什么不明显

我们的货币政策失去独立性，更集中地表现在利率政策上。由于巨大的贸易顺差引来了巨额国际热钱投机于人民币升值，但热钱也有成本，就是热钱所属币种的贷款利率水平，所以热钱的收益等于人民币升值幅度加人民币存款利率，再减掉热钱所属币种利率后的差额。所以，人民币的利率水平越高，国际热钱的投机成本就越低，收益就越大。

加息本来是为了抑制货币需求，但是人民币利率越高，热钱的投机风险就越小，流入量就越多，相应导致中国央行从外汇占款项下投放的基础货币增加，因此加息的结果反而变成了造成货币供给增多的因素。

今年以来，央行已经进行了5次加息行动，目标是对准资产价格上涨和投资的高速增长，以及日渐明显的通胀势头，希望通过收紧银根来达到抑制货币需求的目标。但是加息的效果是也许引来更多的国际热钱流入。2003～2006年，包括贸易顺差与FDI在内的正常外汇流入平均占同期外汇储备增加额的73.7%，但是今年上半年却大幅度下落到只有54.2%，下降了十几个百分点，这里面虽然有中国企业境外上市外汇收入流入的短期影响因素，但也不能排除是由于加息引来了更多国际热钱的情况。

顺便指出，目前的消费物价上涨是因为食品供给不足所形成的”结构型通胀”，而不是总需求膨胀造成的，因为加息并不能增加食品供给，所以加息就不可能抑制消费物价的上涨。而从2003年发端的本轮投资周期目前已进入到后期阶段，没有人会为了仅一两个百分点的贷款利率变化就废弃已经完成了70%～80%的投资项目，所以加息也不可能抑制投资的继续增长。而前面已经说过，对股市和房地产来说，投资的人也不是赌利率高低，而是流动性过剩，由于加息反而使流动性过剩更加严重，所以加息就在以上三个方面难以收到预期效果。

利率政策一向被认为是政府进行宏观管理的最重要手段，但是在新的全球化时代，由于中国在世界分工体系中的特殊地位，使利率变动对宏观需求的影响力在中国发生了逆转。从未来趋势看，由于利率政策将越来越难以达到宏观调控的目的，所以在中国特定历史阶段的宏观调控手段使用中，作用会越来越不明显。

使用正回购手段对冲，由于央行手里的债券等对冲工具数量终究有限，有很大局限性，用”央票”对冲由于央行必须有借有还，必然导致央票越发越多，也不是长久之计，那么是否在中国会出现世界各国前所未有的高存款准备金率呢？如果是这样又会有什么问题？还有没有其他好办法？这些问题都需要立足于外部条件的长期变化，从现在起就开始认真研究，寻找到新的宏观调控办法，而不能走到哪算哪。

更大的产业转移浪潮将来临

有许多人认为，中国的货币流动性过剩与货币政策在某种程度上不能独立，只会是短期的事情，这种判断仍然是对中国经济外部条件的变化缺乏清醒认识。

在过去的30年中，中国主要是承接了发达国家消费类产业的转移，由于发展中国家至今仍具有相比于发达国家低几十倍的生产要素价格差，而以目前年均10%以内的相对要素价格增长率，拉平这个差距恐怕还要20～30年，所以发达国家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产业转移，也还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这就是新全球化的基本动力所在。

而在发达国家的制造业结构中，消费类产业只占1/3~1/4，也就是说，发达国家制造业中的主体到目前还基本没有向发展中国家移动。

但是，在本轮经济增长高潮中，中国的制造业装备水平通过引进和自主创新，已经开始迎头赶了上来。以制造业的核心数控机床为例，2000年中国数控机床产量刚刚突破1万台，今年则将迈过10万台的高峰，而且长期被发达国家封锁的五轴联动数控机床也取得了重大技术突破，可以成批量生产了。加上每年进口的20万台数控机床，中国机床的数控化率正以每年5个百分点左右的速度提升，今年将超过40%，到2010年就可以达到发达国家60%的平均水平了。所以用不了太长时间，我们就会看到一个发达国家向中国转移重化工产业的高潮，中国也将逐步成为向世界提供汽车、飞机、成套高端工业技术装备和化工产品等重工业产品的大国。所以，随着新全球化过程的深入，更大的国际产业转移浪潮还在后面，而随着这个浪潮的兴起，中国的贸易顺差会增长得比目前更迅速。

除非中国不愿意像已经过去的30年那样，接受这个新全球化所带来的利益，否则由贸易顺差与国际直接投资引来的相关热钱的增加，就会在未来长期内使货币流动性过剩成为常态，这就是中国为了获得新全球化利益所必须支付的成本或代价。

利用优势

主动影响国际经济

宏观调控思维根据变化了的外部环境而改变，也包括如何利用中国在新全球化中所取得的新优势，去主动影响国际经济波动，以形成有利于中国的短期与长期态势。中国目前已经是世界资源消费大国，一般而言，在某种国际初级产品交易中占有了10%的份额，就可以对这个产品产生定价权，但我们目前在有色金属、钢铁和石油等产品的国际贸易中已经开始接近甚至大大超过了10%的比重，定价权却仍然操纵在别人手里。去年全球最大的IPO是在中国香港上市的中国工商银行，到今年7月中国股市规模已经超过了东京股市，年初以来，中国股市的涨跌也开始对国际股市行情产生了重大影响，而我们应怎样利用这些新优势来通过中国的短期宏观调控和长期战略选择，在国际经济中谋取中国的利益，也似乎还没有破题。当然，中国作为一个在当代世界经济中新出现的大国，形成美国那样的全球经济思维模式还需要一段时间，这也就显出了宏观调控思维转轨的必要性。

以上看法不见得正确，说出来愿为引玉之砖。